“中国光纤之父”的追光人生

1969年，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气传输通信”以及项目执行人员转移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到了1971年，院领导认为项目进展太慢，要求“技术好的”赵梓森加入进来，并牵头负责。

赵梓森找科研人员了解得知，进展慢是因为没有仪表设备，“平行光管得一年后才能到货”。赵梓森就想到“土法上马”，将天线搬到屋顶，利用太阳校正了天线，接着把整个激光大气通信设备，搬到当时武汉市最高的建筑——六渡桥的水塔和水运工程学院的某高楼，实现了“大气传输激光通信”，传输有效距离从8米迅速提高到10公里，课题获得了成功。

“同事们都很高兴，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赵梓森发现大气传输光通信无法实现全天候通信，碰上雨、雪、雾等天气，装置就失灵了，必须寻求“替代物”。

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赵梓森急切去湖北省图书馆查找资料，仔细研究，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潜力。后又通过留学科学家钱伟长等人打听到，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成功。赵梓森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决定开展光纤通信研究。

1974年8月，在历经长时间深入研究后，赵梓森提出石英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方案遭到许多权威专家的质疑，“小小玻璃丝可以通信?简直是天方夜谭”。质疑声中最主要的观点是，光信号经光纤传输后，由于吸收、散射等原因引起光功率减小，影响传输距离或中继站间隔距离，导致“通信传不远听不清”。

赵梓森却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坚持研究发现，光纤玻璃的损耗并非“必然”，而是由过渡金属离子产生，如果将其含量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吸收损耗就在10dB/km以下，再改进拉丝工艺和热处理技术，损耗就会降到更低，对光传输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这一发现使赵梓森更有了信心。他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上在家偷偷钻研光纤。

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人员的情况下，赵梓森开始了中国的光纤攻关。

经过再三努力说服领导，赵梓森在单位办公楼一楼厕所旁改造出一间实验室。他找来几位年轻同事做帮手，采用最简易的实验设备(电炉、试管和酒精灯等)、最简单的工艺(烧烤)和最基础的原料(四氯化硅、氧气)，经过一年多时间数千次的试验，熔炼出高纯度的石英玻璃。以此试验为基础，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绘制出300多张图纸，利用旧车床和废旧机械零件制造出一台光纤拉丝机。

一次实验中，赵梓森不小心将四氯化硅液体喷进右眼。由于氯气释放浓度太大，眼睛剧痛，晕倒在地。同事们赶紧将其送进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都愣住了，没见过这种情况，不会治。”赵梓森说，“后来我跟医生说，用蒸馏水冲洗眼睛，然后打吊针消炎就行。”眼睛刚一消肿，还未痊愈，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第一根实用型、短波长和阶跃型石英光纤终于诞生了。在1977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追求真理不盲从 为我国光通信技术探索出正确路径

当时的中国，因为长期的政治运动和信息闭塞，几乎没人相信玻璃丝可以通信，而且，自主研发的试验条件不具备，既然美英等国已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我国是否可以引进外国产品来发展我国通信技术?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通往真相的路，得自己寻找。”赵梓森意识到，虽然依靠进口光纤可以短时间内建构起我国的通信网络，但核心部件却永远被人“卡脖子”。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我国支持和发展光纤通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