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纤之父”的追光人生

其实，在当时，我国多个部委和研究机构也都着手研究光通信技术。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开展激光通信研究的方案也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并在1972年3月正式立项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23”机，主要从事光纤波导数字通信和大气激光通信的研究。

1973年，赵梓森在发现“大气传输”存在重大缺陷后，又发现“723”机项目其实也行不通。这个项目采用的多组分玻璃光纤的提纯有极大难度，而且这种光纤的品界反射与散射导致光传输效果不佳。“项目虽然用到了半导体激光器，但只是用于提高泵浦的效率和代替水冷器等，而不是直接做光源。”赵梓森认为，“723”项目存在技术“路线错误”。

发现当时国家确定的两个科研方向“前途堪忧”后，赵梓森决定另寻他路。1974年8月，赵梓森向国务院科技办专门提出，以石英光纤为媒介、半导体激光器做光源、脉冲编码为调制方式的光纤通信技术路线，并被列为国家“五五”计划重点赶超科研项目。

接下来，赵梓森又主持制定了用MCVD法制造石英玻璃光纤预制棒的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的光纤技术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说，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条正确的技术路线，才引领中国通信光纤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少走了很多弯路。

光纤、激光器、通信机，是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制造出来了，还要解决另两个问题。而这两者在当时都是空白，无任何基础。如果单靠自力更生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如此会极大地延误光纤通信在我国的推广使用。

“在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条件下，想自力更生去攻关，都无从下手，连工具都没有”。赵梓森回忆那段经历，仍然感慨自己当时的勇气。他坚持认为，试验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人，只要有心，任何限制都是可以突破的。

第一步攻关是研制实用型光纤。拉出第一根光纤之后，赵梓森和团队又经过近三年的试制探索，于1980年4月使拉制出的长波长光纤最低损耗值在1.55nm处达到0.29dB/km，最终达到实践应用的要求。

半导体激光器是赵梓森等人面临的又一“拦路虎”。“我知道，引进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决不能单纯依赖。所以我大胆起用年轻人领导激光器自主研发。”回忆起当时决定，赵梓森至今仍深感欣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方主导的长江激光终于生产出我国第一个享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第三步是通信机问题。根据赵梓森的技术方案，光导信号必须是数字信号，需要数字式通信机(PCM机)。但符合PCM机要求的半导体集成块，一些欧美国家正在研制，还未成功。

面对这一“世界难题”，赵梓森没有退缩，也没有等待，他尝试通过“脉冲调相”来替代解决，并在试验中取得成功。随后不久，有外国团队半导体集成块研发取得突破，赵梓森迅速指导团队利用这些集成块，研制出了PCM二代机和三代机。

至此，光纤通信的三道“难关”都相继被攻克了。剩下就是真正商用检验了。

1981年9月，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

由于长距离传输，光纤无论是悬于空中，还是埋于地下，总难免发生意外出现断裂。“这些断点有的显而易见，查找容易，有的则十分隐蔽，查找困难。”赵梓森至今还记得当初无数次半夜被叫起来赶往几十公里外修光纤。

若干年后，曾经的同事、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总顾问毛谦谈起光纤通信实用化阶段的艰辛时，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次不分昼夜、不分寒暑随叫随到的检修。当时已是院领导的赵梓森每次都和20多个同事挤在一辆8人座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

1982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