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龙：生命为中国激光陀螺燃烧

坚持自己独有的研制方案，破解如连绵高山般的工艺难题，高伯龙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攀登。创业之初，他们什么都没有，就连铁架子、点焊机、高压电源这些最基本的器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再难也要坚持下去。”高伯龙和同事们没有却步。没有实验场所，他们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软件，就自己动手编程……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之时，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四起。“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10年后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证明了高伯龙所言非虚。

在这被质疑的10年，高伯龙顶住了无数压力。1993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鉴定过程中突然出现问题，有专家认为浪费了钱，要求就此画上句号。“一年内一定解决此问题！”高伯龙在专家组面前立下“军令状”。这是攻关的白热化阶段，高伯龙带领学生龙兴武等人全力投入攻关。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与此同时，他们研制的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轰动。因为这意味着我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有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从1975年到1994年，高伯龙在冷板凳上苦坐20年。在这20年间，他几乎没有按时吃过饭。“跟他结婚几十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热饭。”高伯龙的老伴无奈地说，每个春节他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胜战——

“一定要满足武器型号需求”

21世纪初，早已到退休年纪的高伯龙又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的是捷联式惯导系统。高伯龙经过亲自调研提出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的方案，不少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高伯龙坚持自己的方案。70多岁的他义无反顾地带领学生干起来。他的学生王国臣讲了这样一件事：2008年年初，长沙遭遇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电力供应极其紧张，实验室只在晚上有电。当时已80岁高龄的高伯龙每晚小心翼翼地走在积雪很厚的校园里，到实验室观察数据，悉心指导，而且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家。

2010年，具有一定工程化的旋转式惯导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高伯龙和他的团队研制的旋转式惯导系统已成为国内惯导界主流。

“一定要满足武器型号需求！这是高院士带着我们技术攻关时，反复叮嘱的一句话。”高伯龙的学生罗晖说，时至今日，每款陀螺设计完成之后，团队都会让其经过恶劣环境的检验，确保陀螺在强震动、大冲击环境下依旧能够保持高精度性能，提升部队战斗力。

在医院度过的最后3年里，高伯龙一刻也没有放下过他挚爱的事业，他的床头摞着高高的书籍与资料，学生前来看望，他总会与他们促膝长谈。

“我还记得当初写博士论文时，引进了一个力学领域的算法来解决光学领域的问题。”高伯龙的第一位女博士生、教授冯莹回忆，为了检验她的算法能不能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并取得相同效果，高伯龙重做了一遍实验来验证，还让冯莹用自己的算法去算。直到得到相同的结果后，高伯龙才肯定冯莹这个算法是可行的。

高伯龙从不要求自己的学生多写多发文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没有原始创新的论文不要发，阶段性成果的论文要少发。他常对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一切要为了科学实践和解决问题服务”。

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伯龙衡量评价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在他眼里，真才实学就是要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是徒有虚名。他交给学生的课题，几乎全部都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攻关课题，难度很大，以致出现过受邀参加他的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专家，误以为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

高伯龙的首位博士毕业生，已是三级教授的龙兴武回忆说，为了解决激光陀螺样机精度问题，高伯龙安排他专门从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刚开始，龙兴武有些不解，一个博士生去研究工艺，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经过大量走访调研，龙兴武发现，工厂制作工艺水平低下，是影响激光陀螺精度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项目进展的瓶颈因素。他渐渐明白了高伯龙这样安排的用意，决定投身到这项具有非凡意义的课题中去。后来，他在该领域大放异彩，成了专家。“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使我受益终身，没有先生的关心教育，就没有我现在的发展。”龙兴武说。

严师出高徒。高伯龙一生培养的30多名研究生，都成长为我国激光陀螺研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技术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