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致歉：愿意用下半辈子去负责！

贺建奎：很多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说如果你的亲戚看到基因的遗传性疾病你怎么样。我觉得需要帮助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或者有潜在感染的孩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

观众：学界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完全可以选择没有感染HIV风险的其他办法。

贺建奎：首先我们任何这不仅是针对这个病例，而且针对很多。目前还没有HIV的疫苗。我曾认识HIV村的人，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给叔叔阿姨去养，来防止。我自己觉得非常骄傲去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母亲觉得孩子失去了希望。我会用我所有钱和精力去照顾。我愿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剑桥的伦理学家：知情同意书被四个人看过。那个对话中发生了什么，你如何对父母解释风险等问题？他们读得懂知情同意书吗？

贺建奎：在一个1小时10分钟的会议上，父母、我和两个观察者。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我一段一段，一行一行的给他们解释，然后他们可以问任何问题。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当场决定，也可以带回家慢慢考虑。有两轮知情同意，首先是我的同事，非正式的两小时谈话，然后是我1小时10分钟。

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回答了关于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贺建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3年前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给我薪水。后来我们开始了临床试验，资金和所有支出（包括给志愿者怀孕期间支付的费用）由我个人出。

我会给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实验

此次实验中的双胞胎姐妹露露和娜娜只有一个的基因编辑成功，一些与会者担心这会导致两姐妹遭到父母甚至社会的区别待遇，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贺建奎表示无法回应这个问题。

观众：现在科学界有（胚胎编辑不用于妊娠）这样一个共识，你为什么要越过这个红线？你知道大众的感受，你为什么还要去秘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贺建奎：我一直是科学界的一员，我在伯克利、在哈佛都谈过一些数据方面的问题，获得过一些反馈，我觉得应该进行一些实验。不少美国专家对此进行过科学伦理讨论，那次讨论也有中国人在场。

来自纽约的参会者：我假定她们中的一个有了免疫艾滋病的功能，她是否会得到区别待遇？特别要是另一个感染了艾滋病，这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走上不同的轨迹。

贺建奎：我们要谈孩子的自治。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工具控制她们的未来，让她们自然生长，有选择的自由，让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 ，去追求幸福。

追问：她们是小孩子，不可能完全自治，父母和环境很重要。父母会不会区别看她们？

贺建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主持人：如果是你（贺建奎）的孩子，你愿意尝试吗？（基因编辑）

贺建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我的孩子的话，如果也有一个先天的可能缺陷，我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