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的雄心与烦恼

红毯直播、定制礼服、高额奖金，在距离好莱坞500公里的加州圣何塞，52岁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体会了一把“当名人”感觉。作为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获得2015年度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获该奖。

“主办方希望办成奥斯卡颁奖礼，能让全社会像追星一样追捧科学家。当天气氛比较热闹，请来了最有名的明星在台上唱歌。”王贻芳回国后首次与记者分享感受。追问他台上有谁，他老实答：“我一个也不认识。”

近日，这位中国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运气”

2012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了振荡幅度，被美国《科学》评价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大亚湾投入极少，成果却那么大，是一种运气。”王贻芳说。

同样的，2015年初启动建设、预计到2020年投入运行的江门中微子实验也需要运气。目前除江门以外，南极冰下实验、地中海海底实验、美国费米实验室、日本超级神冈探测器、印度中微子观测站等在内的诸多国际团队均计划向中微子质量顺序发起冲击。

“各个实验的灵敏度不同，有些实验的灵敏度取决于CP破坏相角。相角等于90度时，灵敏度比较高。相角等于0度时，灵敏度几乎为零。江门中微子实验的特点是与CP破坏相角无关，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实验室在最灵敏的地方，会比我们做的好。”王贻芳说，相角到底是多少取决于运气。

“那您的运气好吗？”记者问，王贻芳笑着应了。1984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选中，由此开启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级机构的“环游”经历。2001年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归国，先后领导完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谱仪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等项目。

雄心

王贻芳没有掩饰他的雄心：世界第一。“大家都认为你做的最好，都到你这里来做实验”。

这份雄心贯穿始终。刚回国时，他说“要想将来走在别人前面，必须现在就行动”。10年间领导完成国内两个最大的高能物理实验，他说“我们要做技术的输出国而不是输入国”。

如今，大亚湾团队还在继续提高测量精度，江门团队正在打造世界首个有12层楼高、可装载两万吨有机玻璃球容器。王贻芳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为未来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奔走。在有限的经费里，他要求至少能在某一方面超越对手。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会否也像美国那样在南极做中微子实验”时，他回答得很干脆。“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抄袭别人已有的方案设计是基本底线。我要做跟别人不同的。”

烦恼

面对记者打趣“走了红毯，会不会也有名人的烦恼？”，王贻芳说，既没有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也不会把烦恼公之于众。

无论是同时肩挑大亚湾、江门及高能所行政任务，或是回应外界带来的压力，他都是轻描淡写。

然而提起人才问题，王贻芳显得很着急，显然这才是当下他真正烦恼的事。“高能物理的人才储备远远不够。”他说，既是院所招收名额有限，也有年轻人对于高能物理的偏见，觉得这个领域很难出成果，或是习惯在小型实验里单打独斗。

王贻芳说，经过十几年以来的耕耘，中国已在中微子物理学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外顶级科学家营造出良好的竞争氛围。无论是像他这样留洋归来的，或是本土培养的，都将从这个平台获益。

“我们已培养出一批中微子人才，他们也带动了中国高能物理学发展。”王贻芳说。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班主任，也许将来他会从学生里找到一个相似的身影：那个懵懂间师从丁肇中踏入高能物理学，并由此找到“幸福”的年轻人。